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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城重新整建出版,无负前些天春光

2020-02-16 12:43 来源:未知

光明日报记者 杜 羽

九月三日是陈梦家先生逝世五十周年。中华书局继《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出版之后,即将出版“陈梦家着作集”中的《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中国铜器综述》等书。

当书店里堆起了各色的日历书,一定是旧年要去、新年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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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溜走,日历一页页翻过,“21世纪20年代”悄然开启,2019年随之融入了历史。但书香犹在。

陈梦家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办公室社科院考古所供图

致知穷理 新旧合冶

今年9月3日是陈梦家先生在“文革”初期罹难五十周年的日子。陈先生才华横溢、着作等身,无论对甲骨文、青铜器与铭文,还是对汉代简牍,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贡献卓着,建立了不朽的体系,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因而高质量地整理、出版陈先生全部着作,无疑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旧传统与新文化,从来都是缠绕着,交织着,随着历史滚滚向前。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基础上正式组建成立后,考古研究所于1979年举行重新建立的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在夏鼐先生的提议下,决定立即着手整理陈先生遗着,并确定由张长寿、徐苹芳和本人组成编辑小组负责进行,陆续交付中华书局编辑出版。首先出版的《汉简缀述》,是陈先生生前亲自编定的。其生前已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尚书通论》《西周年代考》和《六国纪年》,则根据陈先生自存本上的眉批,重新认真校订后再版。另有《中国文字学》《梦家诗集》《梦甲室存文》等,均列于“陈梦家着作集”丛书名下,由中华书局持续推出。整理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多的,当属《西周铜器断代》《陈梦家学术论文集》和《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三部书。

2019年岁末,缪荃孙铜像在国家图书馆揭幕。一袭长衫,一顶瓜皮帽,他是那个时代旧籍整理者的典型,协助张之洞编纂的《书目答问》,至今仍不失为进入传统学术的重要门径;这位传统学术的殿军人物,也被视为新思想、新制度的传播者与执行者——1907年建成的江南图书馆、1909年建成的京师图书馆,一南一北两个新式图书馆,都由他担任首任馆长。

《西周铜器断代》一书近70万字,是在1978年秋至1982年春将近四年的时间,由本人和张长寿、 陈公柔、张亚初等同志共同整理的, 张亚初 贡献尤多。我们将陈先生已发表的两份抽印本和未发表的手稿,连同所作批注与增删,进行清抄、连缀,然后核对所引文献资料,配齐所考铜器的图像和铭文拓本,做到忠实于作者原意,不妄改一字。1982年春交稿以后,中华书局为了打造学术着作出版精品,不惜工本,特用铅字排版,并为此刻制了5000多个古文字,后因铅排工艺已不使用,只得重新进行电子排版。经过责任编辑、校对和我们整理者长时间的多次核校,使该书终于在推迟了十多年之后,于2004年高质量出版。

国家图书馆内的缪荃孙铜像。郑小悠摄/光明图片

《陈梦家学术论文集》一书的整理出版,我和中华书局的责任编辑也花费了五六年的时间。全书80万字,收录陈先生已出版几部专着以外的全部论文,其中半数是他25岁到35岁,即早年发表的论文;还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几部专着出版以后发表的论文,以及若干篇遗稿,使我们得以更为全面地了解陈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突出贡献。由于论文发表的时间前后跨度较长,搜集齐全、统一体例全赖责任编辑的辛劳。

百余年后,余绪未绝。在今天的南京图书馆,人们还可以读到缪荃孙主持江南图书馆时入藏的典籍;在今天的国家图书馆,人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为京师图书馆改定的善本书目稿本。

《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一书,是陈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用英文编撰的,1956年整理成中文本。1957年交付科学出版社出版时,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先生,曾为书题名“流散美国的中国铜器集录”。陈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以后,该书的出版被搁置数年。迟至1962年,在未正式署明编撰者的情况下,书名被篡改为并不妥帖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作为内部资料有限制地发行。因印数不多,早已难寻。当时由于编辑工作不周,图片部分存在不便翻检的缺点:比如未将原区分的类别列入目录,也未在图片下注出说明中所定器名。1977年日本吉川弘文馆以“陈梦家着,松丸道雄改编”的名义翻印该书,书名被改为《殷周青铜器分类图录》,但传入国内的很少。书中有松丸增补部分的目录。改革开放以后,考古所一直准备在适当时机重新出版该书,特别是恢复其原书名。所以我们在集体编纂《殷周金文集成》的过程中,对于该书的简称便摒弃欠妥的“劫掠”,而改正为接近于原书名的“美集录”。如今,这本书终于可以一并收入中华书局“陈梦家着作集”,以最好的形式体现陈先生编撰的茂绩。

同在国家图书馆,梁启超铜像先此一年多落成。2019年,中华书局的俞国林就是在这尊铜像旁,完成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校订。

为了高质量地重新出版《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而非简单地复制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我们同样花费了几年的工夫。除恢复陈先生1947年英文原本的书名和1956年的两篇中文自序外,还特约请专人将他1947年同时写成的《中国铜器综述》英文稿译成中文,交付中华书局并行出版。而为了保证图像部分的高品质,我们对陈先生1957年捐赠考古所的大尺度铜器原照片,全部重新进行高清晰度扫描,陈公柔先生汇总的校正本进行校勘,并在所收器物的铭文项下加注《集成》器号,以便互检;又通过互联网检索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制作的“殷周金文暨青铜器数据库”,补注部分铜器现藏处所的变动情况。同时,说明文字中着录项原有的个别失误,此次亦进行仔细校订,还将1962年本出版前后若干古文字学家和铜器修复技师提出的个别铜器真伪等方面意见,备注在有关铜器的说明之后,以供参考。举凡新增的校勘和补注文字,均变换字体并加六角括号以示区别。

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的代表,后来也是清华国学院的导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最早就是他在几所学校授课的讲义。以新的眼光检讨旧的学问,百余年来,人们从未放弃过这样的尝试。

《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清稿两月前交与中华书局,已进入编辑流程,有望近期出版。清稿交讫后,我们随即着手整理陈先生关于青铜器的另外两部遗稿,即加拿大和北欧所藏中国铜器的集录。另据了解,中华书局从中国国家图书馆找到湮没已久的《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二集未刊手稿本,将之与194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刊行的第一集合为完璧,整体出版。两集的铜器图片部分,同样高清扫描国图所藏陈先生原照片。该书现已在编辑阶段,不日即可同大家见面。

不论最初的稿本、铅印本,还是刊发在杂志上的单篇讲义,抑或是近些年的各种当代排印本,俞国林都尽心搜求,相互比勘,补脱正讹。他为读者提供了这部学术史名著的一种新版本,也为近代文献整理树立了一个新标杆。

(王世民,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兼及新学与旧学的,当然还有陈梦家。从知名的新月派诗人转而成为重要的古文字学家,在现代文学史与学术史中,陈梦家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19年,在去世63年后,他的《中国铜器综述》终于出版。

1944年到1947年,陈梦家遍访美国博物馆和私人藏家,搜集流散海外的商周青铜器资料。他赴美期间编纂的《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也就是1962年出版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为学界所熟知。而与此同时撰写的《中国铜器综述》,却长期湮没不闻。直到1997年,才有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图书资料室发现此书的英文手稿。再经翻译、出版,又是20多年。

新与旧之间,或许并非壁垒分明。同样,中与外之间,既有碰撞,又有融合。

以研究中国为业的北京大学教授李零,三赴伊朗考察,2019年,他的《波斯笔记》出版,以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为中心。他说:“没有镜子,人看不见自己的脸。他人的眼睛,可以看见你的脸。”

2019年,中国学者撰写的六卷本《德国通史》、八卷本《英帝国史》先后出版。我们需要外国学者的世界历史,同样需要中国的学者以中国的视角讲述世界、理解世界,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关心世界、融入世界。

继《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句读》等书之后,2019年,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邓晓芒又出版了《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句读》。他志在通过逐字逐句的细读,把那些“天书”般的文字还原为“人话”。邓晓芒对学生说:“我们要从最基层做起,不要厌烦做这些小事情,下这些最初的、最笨的功夫。”

“但宜推求,勿为株守”,有人说,戴震的这八个字道出了清代学术的真精神。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只要“勿为株守”,无论古人之书,还是西人之书,都可以为我们的精神提供滋养。

《波斯笔记》 李 零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留史续史 传薪不绝

有些人,在历史中探寻奥秘;有些人,在书写着当下的历史。

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恰在此时出版。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在自序中说:“以我在敦煌近六十年的所见所闻,为莫高窟的保护事业,为敦煌研究院的发展留史、续史,是我不能推卸的责任。”

在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到了84岁高龄的时候,门下弟子也有了为他做口述史的想法,老人欣然同意。他觉得,“于漫谈之中,诸位可能得到一些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口述历史,是他晚年传授学问的一种方式。虽然口述尚未完成,卞孝萱就与世长辞,但在他的《冬青老人口述》中,对范文澜、章士钊、钱基博、周一良等众多故人与往事的回忆,无疑是数十年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的一个新的视角。

生于1910年的费孝通,改革开放后获得了第二次学术生命。《费孝通晚年谈话录》记录了他晚年的大量观察与思考。在此书的整理者张冠生看来:“这些谈话,是费先生晚年里‘行行重行行’的如实记录。一站又一站,一地又一地,是一位著名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波澜壮阔的学术研究过程中的部分场景。”

不仅长者传递着他们的智慧,每个人都不乏可以传之久远的人生故事。

有一个叫冬冬的“80后”女孩,自出生的第一天起,语言学家爸爸就开始记录她的语言。不仅自己记,还动员一家人一起记。2019年,当冬冬长到34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时,爸爸李宇明的《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出版了。1985年1月18日,出生第三天:“宝宝吃饱了,一个劲儿地打嗝儿。还可听到啧唇声和口腔微开的喉音……上下唇来回摩擦,发音已有长短之分。”而最后一条日志发生在女儿六岁半时,1991年7月22日:“冬冬接口道:‘要是离开爸爸,我就像掉了灵魂;要是离开妈妈,我就会心碎的。’”这部科学观察的著作,浸透着浓烈的亲情,也记录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生活的点点滴滴。

进京多年后,北京大学教授漆永祥发愿为远在西北边陲的家乡编写一部村史。他的《依稀识得故乡痕:漆家山50年村史》,始自他出生的1965年,终于2015年。“太爷老师漆润江”“村中火盆漆大娃”“一生盼儿漆早成”,这些注定无法出现在正史中的当代“小人物”,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喜怒哀乐在这部村史中活灵活现。漆永祥说:“自古僻壤皆无史,且留一册在人间。”

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曾经的一切,都只能怀想而无法改写。90多年前,梁启超留给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无负今日”几个字。日历掀开新的一页,无负今日,才能无负历史。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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