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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文资源音讯,作者想写最偏远的村落与最隐私

2020-03-14 06:27 来源:未知

“我写的多是现实生活,也就是百年来中国发生的事情;最早书写的是家乡,后来扩大到了整个秦岭地区,不过都是农村题材、乡土题材。我在城市已经生活40多年了,除了《废都》,几乎没有写过城市题材。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高兴》不是城市题材,写的还是农民工生活,所以新作我写的是城市,明年奉献给大家。” 贾平凹说。

摘要: “这是我最近出版的一部长篇,当然还是写乡下的事情。这几年我在下面跑,所思所想的问题都体现在这里面了。”在一家视频网站,贾平凹打了好几次磕巴,很不熟练地推荐自己的新书《极花》。和这个激烈变化的世界相处, ...

4月14日下午,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贾平凹用浓重的陕西口音分享了这本书的创作历程。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著名作家梁鸿出席活动,并分享了新书的阅读体会。 ...

2019年10月,贾平凹完成了第十七部长篇小说暨第二部都市题材小说《暂坐》的创作任务,2020年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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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下午,贾平凹最新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贾平凹用浓重的陕西口音分享了这本书的创作历程。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著名作家梁鸿出席活动,并分享了新书的阅读体会。

《极花》 “这是我最近出版的一部长篇,当然还是写乡下的事情。这几年我在下面跑,所思所想的问题都体现在这里面了。”在一家视频网站,贾平凹打了好几次磕巴,很不熟练地推荐自己的新书《极花》。和这个激烈变化的世界相处,他显得并不老练。 这部15万字的长篇小说昨天在京首发,面对评论家“他的作品犹如民族情绪的博物馆”“我们是吃你的奶长大的”等溢美之词,贾平凹始终面无表情地听着,他内心的动荡无人能识。但有一点大家看懂了,贾平凹执拗地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与世界对话——这些年,几乎每隔一两年,他就会推出自己的长篇新作。 写被拐妇女说的是凋敝的农村 《极花》距离他上一部长篇小说《老生》出版还不足一年半,是他写过的最短的一部长篇小说。 极花,是小说中的一种植物,在冬天是小虫子,夏天又变成草和花。书中,农村女孩胡蝶来到城市,靠母亲捡垃圾维持生计,并供弟弟读书。当她自认为变成城市人的时候,却在第一次主动出去找工作时就被拐卖了。被解救回城后,面对人们的风言风语,她选择了逃离,回到了被拐卖的村庄。贾平凹说:“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主角‘胡蝶’——那个被拐卖的女子在唠叨。”《极花》虽然写的是被拐卖妇女,其最终指向还是当下中国最为现实的贫困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是城市不断壮大、农村在凋敝的问题,“中国处在大转型年代,发生了有史以来人口最大的迁徙,几乎所有人都往城市涌聚,而一些村庄在消失。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就想把它写出来。” 贾平凹说,原以为这个题材需要40万字篇幅才能完成,却15万字就结束了。“兴许是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兴许是我的年纪大了,不愿她说个不休。” 事实上,这个题材“雪藏”了整整十年,贾平凹从未跟人提及。十年前,贾平凹的老乡有一次向他诉苦,他的女儿初中辍学后,从老家来西安和收捡废品的父母仅生活了一年,便被人拐卖了。他们找了整整三年,好不容易女儿被公安人员解救回来,半年后却又去了被拐卖的那个地方。面对这个难得的题材,“我曾经是那样激愤,又曾经是那样悲哀,但我写了数百页的文字后,写不下去了。”贾平凹说,直到前两年跑过农村好多个地方,包括多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才获得他想有的写作感觉。 小说结尾,女主人公的生活看起来依然充满希望。“我故事里是尊重女性的。我记得当年《废都》出来的时候,他们老批判我,我很委屈,其实我对女性是最好的。”贾平凹补充道。 用1.0签字笔500字一页稿纸写 继2011年出版67万字的长篇小说《古炉》之后,贾平凹几乎每年都有新作问世——2013年《带灯》、2014年《老生》,今年又让《极花》登场。 “不要再写了嘛,人家还没看完,你又写了。”贾平凹尽管听见了朋友的劝告,但是没法改了。因为对他来说,写作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令他“心安”的一种幸福。 他获得这种幸福感全靠一笔一画地手写,“贾老师到现在还是手写,用1.0的签字笔、500字一页的稿纸。”《极花》责任编辑孔令燕说。 2003年时,孔令燕第一次见到了贾平凹的手稿——中篇小说《艺术家韩起祥》,后来发表于当年的《当代》杂志上。当时已有很多作家开始电脑写作,但当孔令燕看到贾平凹手写的稿子时,被作家“有温度、有情感、还有些神圣感”的书写感动了,她甚至一直认为,贾平凹的作品和书写是融为一体的。 每一次幸福写作对贾平凹而言,更犹如探险。孔令燕说,《极花》的叙述方式很独特,与他近年来创作的《古炉》《带灯》《老生》完全不同。“他将水墨画的手法运用到小说创作中,达到以实写虚,物我合一的境界。”对此,贾平凹也认可,“现在小说创作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时兴一种很狠地、很极端地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但我却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我的文学是水墨的。”他说,这可能与他从小喜欢写字和中国画有关。 现在的文学像“清代景泰蓝” 贾平凹今年64岁,他发表第一部作品时是1974年,至今已创作四十余年。 就在前天,当他面对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演讲时,他回忆起了自己的青葱岁月,那时他和一帮文学青年在西安成立了“群木文学社”,条件特别差,但热情特别高,“写东西就像小母鸡下蛋一样,焦躁不安,叫声连天,生下来还是一个小蛋,而且蛋皮上带着血。”他还抖搂出多年前的心里话,曾担心写作这条路生死未卜,“如果写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最后却一事无成的话,那我还不如早点去炸油条,去街道上摆一个地摊。” 贾平凹对时光的流逝很敏感,他一再说,“稍稍懂得一点小说怎么写、散文怎么写的时候,我却老了。”他更记得年轻的时候可以整夜不睡觉,一篇散文一个小时就能写完,而现在最多写上两个小时,就要看看厨房里有没有什么吃的,他说精力和体力在衰减。 他更不住地感叹,现在的文学被边缘化了。他觉得上世纪80年代文学特别热,一个作家可以在一夜之间爆红,但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的文学有太多的新闻元素。而如今,新闻元素完全从文学中剥离了,文学就是纯粹的文学。他看得很开,“现在整个社会不热衷于文学可以说是特别正常的事情,文学毕竟是人类中最敏感的一小部分人最敏感的活动,如果说人人都搞写作,都来空的也不行。” 但关于文学,他的失望也在不经意间表露了出来,“我们现在的文学确实太精巧,也太华丽,就像清代的景泰蓝一样。”他说,中外文学史上的那些经典作品,有些现在看起来显得很简单,有些可能显得很粗糙,但它们里面有筋骨、有气势、有力量。 推荐阅读: 贾平凹《极花》: 从纷繁离奇的新闻中剥离刺激元素蒸馏提炼出小说的厚实与灵动:

《极花》以近年来轰动社会的妇女拐卖为主题,写了一个从乡村到城市的女孩胡蝶,从被拐卖到出逃,最终却又回到被拐卖乡村的故事,在讲述女孩胡蝶遭遇的同时,也关注农村男性婚姻问题。贾平凹介绍,小说的创作素材来源于一位老乡的真实经历,是10年前发生的一个真实事件:老乡的女儿被拐卖,历尽千辛被解救回来之后,女儿却再也融入不了原先的生活,重又回到了被拐卖的地方。在该书后记中,贾平凹说:“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一直没给任何人说过……但这件事像刀子一样刻在我的心里,每每一想起来,就觉得那刀子还在往深处刻。我始终不知道我那个老乡的女儿回去的村子是个什么地方。10年了,她又是怎么个活着?”贾平凹称:“《极花》虽然写了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却并不是一个拐卖故事,它继续的仍是我多年来对于乡村生态的思考与认识。农村的衰败已经很久了,我这几年去那些山地和高原,看到好多村子没有了人,残垣断壁,荒草没膝,它们正在消失。我们没有了农村,我们失去了故乡,中国离开乡下,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而现在我心里在痛。我曾经取笑说,农村人死了,烧那么多纸钱,城市人死了,尸体立即送去了火葬场。那么在另一个世界或有托生的话,那城市人是最穷的。在我的作品中,感情是复杂又微妙的。我不知怎么才能表达清,我企图用各种办法去表达,但许多事常常是能意会而说不出,说出又都不对了。”

小说的结尾,被拐卖的女孩最终选择回到乡村,记者联想到去年曾轰动一时的“郜艳敏事件”。问及为何会这样安排,是否担心公众以所谓“正义”的标尺度量这个结局,贾平凹说:“我把胡蝶又写回乡村,实际上这是一个轮回,第二次再回去的时候,她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的未来怎么发展?谁也不知道。这是把结尾基本是当开头来写,这个故事写完了,下一个故事又要开始了。”

写现实题材作品

考验观察,也需要胆识

北青报:在媒体能快速书写社会离奇的今天,作为小说作家写现实题材是不是一种挑战?

贾平凹:绝大多数写现实的题材都比较难,人都说“画鬼容易画人难”。人,稍微不准确读者就提出非议。所以对于作家而言,(写现实)一方面考验是把观察的东西表现出来的功力,另一方面要有胆识。

北青报:那么在社会问题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作家写现实和媒体做报道的关系是什么?

贾平凹:80年代文学的兴盛,在我看来,并不是因为文学的力量,当时的社会闭塞,是新闻元素在其中发力,大众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离奇的故事。但是今天媒体发展,任何角落发生的故事都可以快读告诉大家。对于作家来说是一种挑战,现实中的故事永远比虚构的丰富。但文学不是新闻作品,文学的功能不只是把离奇的故事讲给大家,而是要写更深层的社会危机。我希望写最偏远的农村实际情况,中国社会的危机,这些人的精神状态里最隐秘的东西。

北青报:但您把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男性娶不到媳妇的事,安放在一个妇女被拐卖的事情中,您是否认为太男性视角了?

贾平凹:字面上是女性唠唠叨叨说自己的经历,但作家是男性,也有男性的视角。之所以说要深入生活中去,是有道理的。如果不走近人贩子,你肯定是愤怒的,恨不得把人贩子和买这个女人的人千刀万剐。但是为什么从被拐卖的胡蝶眼中观察这群生活在最底层的乡村的人,他们生活的困难,村里没有女人的情况是我们没法了解的。

北青报:你有和被拐卖的女人接触过吗?

贾平凹:这个用不着我和这个女人接触,别人和我讲过这个女孩的情况,我比较熟悉。当事人带有自己的义愤。作为局外人,可能能更客观一些。你不知道批判谁。谁都不对。好像谁都没有更多责任。这个胡蝶,你不需要怪她吗?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

北青报:遭遇被拐卖,还要怪女性太善良?

贾平凹:我是说,要有防范能力,不为了金钱相信别人,就可能不会有这样的遭遇。这个人贩子,黑亮这个人物,从法律角度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北青报:您的意思是,为了村庄不消亡,买卖是可以被接受的?

贾平凹: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而小说中往往要写的是感情的东西。没有买卖自然就没有伤害。但为什么打击拐卖几十年,还是不能杜绝?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这些危机,作家可以思考,但是如果想解决单靠作家是没有用的。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作者:张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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